（1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

　　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，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，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。党成立初期，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，领导工人阶级，开展工人运动，这样有利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。但当时对于发动农民参加革命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农村。秋收起义失败后，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，把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首先指向农村，并在这一过程中，潜心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。1928年10月和11月，毛泽东在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》和《井冈山的斗争》等文章中，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的环境中，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、发展的原因和条件，提出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思想，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1930年1月，毛泽东针对党内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，在《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》一文中，回答了“红旗到底打得多久”的疑问。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矛盾，认为当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，但是中国革命肯定会很快发展起来。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以乡村为中心、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，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。

　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，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情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，进一步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体战略思想。1938年11月，他在《战争和战略问题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共产党的任务，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，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，而是走相反的道路。”从此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，先占乡村，后取城市，最后夺取全国胜利，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来。

（2）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依据及其内容

　　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，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。在近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，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压迫，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。中国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，先在城市经过长期的、公开的合法斗争，然后再组织武装起义，夺取政权。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，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，相应的主要组织形式必然是军队。

　　近代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，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。只有实行土地革命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，才有可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，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。因此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，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人手，组织、发动和武装农民，使革命战争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加，获得广大的群众基础，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奠定基础。

　　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反革命军队，并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，而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，在农村长期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。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、巩固的革命根据地，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。以农村包围城市，逐步夺取城市，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。

　　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现实的可能性。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。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，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泛存在，这就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条件。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，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，而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及其互相间的矛盾和斗争，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，又使红色政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缝隙。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。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，往往是在那些受过大革命影响、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，这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。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，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重要的客观条件。而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，党的领导及其正确的政策，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主观原因和条件。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，必须处理好土地革命、武装斗争、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。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;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，是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的强有力保证;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阵地，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的依托。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实现土地革命、武装斗争、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密切结合和有机统一。